九江碼頭文化的歷史考察與借鑒

在悠悠歷史歲月中，九江碼頭有過驕人的輝煌，一路踏歌而行。為更好地借鑒歷史，用科學的發展觀，對九江碼頭文化進行深入地研究，探討其形成軌跡和底蘊，探索人們的思想觀念與社會發展等方面的問題，為充分發揮長江“黃金水道”和碼頭作用，打造沿江產業發展高地，助推長江中游中部城市集群建設服務，大有裨益。

九江與碼頭興衰休戚相關。據考述，在古代，整個交通的發展都是以水路交通的開發與利用為源頭的?！耙源瑸檐?，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漢時，有“樓船貯在尋陽也”、“尋陽是重要的港口和選船基地”，可見碼頭曾給九江帶來“興水之利”和商貿經濟的興盛與繁榮。晉代，九江即是“舟車輻輳，來商納賈”的通都大邑。進入隋代，南北大運河開通，成為南糧北運、商旅往來的重要水運通道，與贛江、大庾嶺古道相溝通，形成縱貫中國南北的水上運輸線，在經濟文化上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它使全國交通形成以水運為主的大網絡。南北物資、官郵、商旅多通過大運河——長江——贛江——大庾嶺——珠江運輸往來。而江州（九江）港在這個交通大網絡中起到了重要的中間港、樞紐港作用，突破了原來地區性港口的局限，向全國性港口轉化，成為全國交通運輸的重要一環，南北水上通道的重要港埠。諸多史籍記載：“自唐以來，潯陽、武昌并為濱江重地”，江州“蓋自豫章以西江（指贛江）與鄱陽（湖）之浸，浩瀚吞納而匯于湓口（九江城），則九江為之都會”。江州“襟帶中流，舟車沖要”，“西挹武昌，東引京口（今江蘇鎮江市），陸通五嶺，江行岷漢，亦一都會”。這些對江州（九江）港地位作用的評價，是恰如其分的，它指出由于長江、贛江和鄱陽湖水系都匯集于九江，促使九江港成為一個商業港埠，“萬商往來之區”，“舟子乘利涉，往來至潯陽”。明清時九江的商貿得到長足的發展，列為中國“四大米市”、“三大茶葉”之一。

從上述的材料可印證，交通對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其位置是十分顯明和重要的。沒有暢達的交通，便不能很好的開放交流，人們的思想觀念勢必保守，“知足常樂，小富即安”，經濟發展必然緩慢，社會發展必然滯后。因此，我們在運籌經濟工作，制定發展計劃的時候，一定要以科學的發展觀和戰略家的膽識和眼光，抓好交通建設，把包括水運在內的交通事業作為經濟建設的“先行官”而破關奪隘，以交通線為生命線去拉動經濟和社會發展。（水）路通則興，（水）路塞則衰。我們應當深刻體味九江碼頭文化的真諦。

碼頭與九江對外開放聯動發展。憑藉優越的地理位置，隨著長江航運業的發展和九江碼頭文化形成過程的演進，一方面人們的思想觀念在潛移默化發生變化，長期生活在當時這個相對封閉式小城鎮的九江人，開始走出九江，去領略外部世界，感受人類文明，走向文明。另一方面，更多的外地人紛至沓來，駐足安居，或務工，或經商，促使潯陽江畔漸次熱鬧起來。據1936年第三期《工商新聞》載：“沿江碼頭一帶的工人，到現在還有萬余”。這種熱鬧“又由碼頭一帶輻射全城，進而輻射到周邊廣大城鄉”。九江遂為“四方商舟駢集其地”、“上下往來者絡繹不絕”、 “馳驛奔軺者殆無虛日”，這一切的一切都極大地刺激和影響著九江人，使之于耳濡目染中發生思想觀念的轉變。特別是商賈富豪的富裕生活，旺盛的購買力，使他們由好奇、羨慕，進而仿效，亦紛紛操作起各種手藝，在努力滿足“商賈云集”之衣、食、住、行需要的同時，從經貿活動中賺得錢幣，來獲得比務農更大的效益，“小民糊口非艱，謀生甚易”，久而久之，人們的思想觀念發生重大變化，棄農進城務工經商成為一部分人的選擇，同時也使人們的產業觀念發生變化，逐步向商品經濟發展，斯時有“一個包袱一把傘，跑到城里當老板”之諺。商業，在九江興起最早，也是最為活躍的行業。商業的發展，很大程度地刺激帶動農業和手工業的商品化生產；農業與手工業商品化生產的發展，又極大地促進了商業對外貿易的繁榮。據1936年版《江西進出口貿易分類統計》載：九江“素為本省貨物惟一之吐納咽喉，擁有廣大之人口與豐富之物產，故在全國各商埠中，貿易總額素列前矛”。九江商業的興起與繁榮，與周邊城鎮相比，在文明進程中領先了一大步。九江經商者們，亦相應地比世代務農的農民們顯得精明了許多。一方面，在生意場上，斤斤計較，討價還價，買賣爭分文；漫天要價，“摸著肚臍眼就要錢”，是至今流傳的一句耐人尋味的口頭語，也是當年生意場上的真實寫照。另一方面，民間傳唱的“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三個湖北佬，抵不上一個九江佬”也道出了在漫長歲月經商傳統中九江人，煉就的那種善于駕馭天時、地利、人和的靈巧、機警、隨和而又堅韌的經商氣質。

九江碼頭文化內涵豐富，既有本地、母體、傳統的文化基因，又有來自外地的文化因素。如在物質文化方面，九江地域屬于長江文化，而原本長江文化的實質是一種農耕文化。濱臨長江的九江逐步興起的碼頭文化，最大特點是在農耕文化之中融進了商業文化，這主要表現在棉花、茶果業生產的商品化，以及筑建于農業商品化生產之上的棉紡織業和其他農副產品加工業生產的商品化等方面?！熬排d紗廠，是江西全省紗廠的老大哥”，“九江城廂內外，往年茶莊林立，成五六十家，三四十家不等”。1915年《九江海關檔案》第380號載“茶葉開市較晚，到五月中旬才開始，正好□□，今年茶葉生意十分令人滿意，出口量幾乎創紀錄，尤其是二等、三等茶銷路更好，茶商、茶農都賺了不少錢”，“原棉，大量運往上海和通州（音譯），以滿足那里工廠的需要，那里的棉花今年減產。這一宗商品貿易增加了83814擔，上半年價格很好……”。農業、手工業生產商品化的發展結果，使商品經濟不斷增長，而商品經濟的發達，則是導致自然經濟瓦解、資本主義萌芽產生的一個最為重要的條件。清道光二十年（1840）鴉片戰爭后，九江有不少店鋪享有盛名。咸豐三年（1853），城區建起九華門、大巷口、張官巷、四碼頭、大碼頭等5個碼頭后，即有經營布匹、京廣洋貨、酒樓、茶棧、機關轉運等11行業的店鋪100余家?？梢?，商業文化與農業文化的融合，在當時是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標志，亦是九江碼頭文化先進性的本質所在。

在精神文化方面，九江踞于吳頭楚尾，吳越、荊楚文化是九江碼頭文化的基因。隨著碼頭的日益拓展和經濟文化交流，中原、江浙、齊魯等地文化的傳入和交融，使得九江碼頭文化具有多樣性、兼容性的特點。九江碼頭文化的先進性，是其以開放的姿態、虛心的態度，學習吸納各地文化精華的結果。正是在其影響下，社會生產力才得到解放；傳統封閉的農業自然經濟被打破；商品經濟大發展，昭示著社會生產關系勢必發生變革。歷史上九江以儒家文化為自己的傳統文化，可謂源遠流長，根深蒂固。然而隨著碼頭文化悄然走來之時，本地固守的傳統文化不得退卻幾分，“重義輕利”是傳統文化的一個鮮明觀點，“文不經商、士不理財”是九江人世代固守的信條。碼頭文化則是以濃厚的商業氣息出現在人們面前，并逐步為人們所接受。因水興商，因商興市，九江人在實實在在地享受著碼頭文化帶來的實惠。編織、印染、食品、釀造、醬菜業以及各種各樣的日用器具制造等手工業蓬勃發展，并將生產出大量商品參與社會交流，招徠大批外地客商前來批購貨物。九江茶餅、桂花酥糖、陳年封缸酒、黃利源醬菜等，名躁全國乃至世界。商品經濟越是發展，從業人員越是增加。如光緒十年（1884）五月《申報》載：“本月初，頭茶到埠，各婦女風聞，早守在棧門前，等候揀茶者數以千計?！睆淖匀唤洕薪饷摮鰜淼木沤藗?，經濟收入增加，購買力提升，從而奠定了城市繁榮的基礎，也使人們在不否定傳統文化的情況下，逐步接受了碼頭文化，并在人們的頭腦中占據了一定位置。

在社會形態方面，碼頭文化不是孤立的，而是融匯了包括吳越、荊楚、中原等多種文化成份在內的兼容性文化。但九江碼頭文化的形成，也絕不是多種文化成份的等量相加，而是既有滲透融匯，又有沖擊、排斥。比較典型的是，在多種文化滲透、融匯中，“利”占了“義”的上風，商業文化占了禮儀文化的上風。融匯而成的碼頭文化，其顯著特征是發展商品經濟，建設物質文明。在碼頭文化的推動和影響下，九江的工商業獲得了迅速的發展。據《九江文史資料》第10輯記載：“清同治年間，商業關稅曾居全國之首，民國二十年（1931），分布在城區的商號有經營綢緞、布匹、百貨、雜貨、精鹽、燃料、皮絲煙、瓷器、五金顏料、油酒醬園、茶棧、轉運報關等10多個行業，318家。民國二十五年（1936），商號增至27個行業，633家”。九江工商經濟的發展，既為地方政府增加財政收入，也讓百姓的口袋里增加經濟收入，因此說碼頭文化在這中間所發揮的作用是不可忽略的。

在九江碼頭文化形成與發展過程中，既有可借鑒的歷史經驗，亦有值得沉思的教訓，即長江航運業快速發展，商品經濟大潮來臨之時，對九江自然經濟形成極大的沖擊，在經濟水平提升的前提下，也使社會產生了兩極分化，出現較大的貧富懸殊。清末民初，九江商貿業遐邇聞名于長江中下游，但城內的工商各業和諸多的店鋪、作坊多是外地人創辦的，“郡邑列肆而居者，皆遠鄉大賈”，如華康商行主系江蘇鎮江人，萬銘記百貨店主系南昌人，鐘表店主系寧波人，梁義隆店主系安徽人，華盛昌店主系豐城人等等，而真正屬于本地人創辦、領辦的較少。外商外資介入九江的經濟發展，應當說是件好事，應予以歡迎和支持。但本地人不應由此而產生依賴思想，長期處于從動地位，而應在外因的作用下，使內因發生變化，積極主動地同外地商人攜手并肩，共同發展九江經濟。在發展商品經濟的過程中，市面上也出現一些無序競爭，不平等競爭及其他不規范行為，以至于“同行是冤家”、“對面是對頭”，哄抬物價，欺行霸市，假冒偽劣，高利盤剝、爾虞我詐等，極大地阻礙了九江經濟的發展。此外，還出現街霸惡棍、地痞流氓、煙館、賭場、妓院等社會黑勢力和傷風敗俗的場所，曾嚴重敗壞社會風氣。

九江碼頭文化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其益容并蓄，共同發展的動態開放性。碼頭以對接陸地與水系的方式連通了九江這個相對封閉的地理單元，以人員交流的方式打破九江的文化封閉，以物資交換的方式促進了九江的繁榮，以文化交流的方式推動了九江文化的融匯發展，以風俗民情融匯發展的方式維系了九江政治穩定格局。這對于我們在世界政治多極化和全球經濟一體化快速發展的大潮中，更好地保持民族特色，維護國家統一，快速發展國民經濟，自強于世界民族之林，順利融入國際社會都有著重要的啟示作用。

“欲知來者察往，欲知古者察今”。研究九江碼頭文化，弄清九江碼頭在歷史各個時期中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相互關系，把握九江碼頭文化產生、發展及其運動規律，對于我們深刻理解、堅決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和省、市委關于加快沿江城市發展的政策，科學利用長江“黃金水道”，催生“黃金效益”，建設以港口為依托、以工業為主導，以重工化工、新型工業為重點的臨江工業城市、文化旅游城市、長江沿岸和中部地區經濟中心城市，皆具深遠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